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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楚瑜的口述  

2010-12-12 21:10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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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楚瑜的口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源:搜狐文化 2010年12月10日

    编者按:宋楚瑜,台湾亲民党主席,于1964年政治大学外交系第一名毕业,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,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。留美期间适逢蒋经国新任“行政院长”,希能选用一位英文秘书,蒋经国将此任务交给钱复,还特别交待,最好找年轻人。
  钱复多方查访后,两度赴美相约宋楚瑜面谈,并推荐给蒋经国。宋楚瑜于1973年8月14日回台面见蒋经国,蒋甚为满意,让宋楚瑜早日回台。于是自1974年1月1日起,宋楚瑜开始担任“行政院长”蒋经国的英文秘书。后因表现良好,逐次提升,担任过“新闻局长”、国民党文工会主任(相当于宣传部部长)、副秘书长等职务,在这段任职期间仍一直兼任蒋经国幕僚与机要秘书工作,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在“总统”任上去世。
  今宋楚瑜以其在蒋经国身边14年的贴身观察,特为本刊撰文,首次描述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十余年间,如何同时提升经济发展又进行政治改革,使台湾逐步走向民主与均富。其所描述的历程与经验,深具参考价值。以下是宋楚瑜本人的自述:

     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?
 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。为此,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。1973年8月14日,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,谈话四十分钟,谈了谈美国的状况,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。大概讲得还可
以,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。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,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。1974年1月1日,到“行政院”报到上班,那时我32岁。
  说实话,要不要回台湾?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。首先,我从未在政府任职,也无口译经验,所以十分惶恐,开始时一再谦辞。为此在这三个月中,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。而早先在留美期间,我都是半工半读,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。做学生时,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,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;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,帮教授细读《人民日报》(在微卷胶卷上)搜集研究资料,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《人民日报》,我每一页都看过,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,赚取近二千元美金。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,我在美国有了工作,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,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·科派崔克(Jeanne Kirkpatrick)(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、也是我的老师,专程来台看我);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,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,500美金。回台湾,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(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)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。用现在的话来说:“这可亏大了!”
 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,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,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。有时候还要帮“院长”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,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。
  后来我才发现,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,会听也会讲。但他接见外宾时,除非社交应酬话,鲜少用英文,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。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,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。所以,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,通常英语不须中译,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。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,我也能胜任愉快。
 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,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,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,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。
  
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,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。比如说,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、菜单等,都要事前呈核。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、要“恰到好处”。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,讲过一次以后,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。如果做得不错,少有直接称赞,最常说的是“辛苦你了!”。而要有准备的是,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,逐步地交给你。

       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
 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,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,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,要特别小心,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、廉洁和能力。不要说是近身幕僚、就是普通部属,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,或有任何加油添醋、报喜不报忧的状况,就会被疏远。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,那一定立即走人。
  举个例来讲,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。既是要探访民隐,自然不准大张旗鼓,到场大肆歌功颂德,因此事先保密到家,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。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,一台前导车,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,也没有警车开道,不搞排场。即使有安全人员,布置务求“隐而不露”,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、动作太大被看见,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,当场不会发作,回到台北,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“K”。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,上岸之后,有一辆警车开道,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,回台北后不久,相关首长就被调职,未再重用。经国先生的理由是“战地还搞这一套”。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,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,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,只有两钱,刻有“尽忠报国”字样,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。
 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,律下亦严,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。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,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,王老亲自告诉我,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,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。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(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),经国先生上任“行政院”前几天,跟他有个聚餐,当面明白的跟他说:“我接院长后,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,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,而我必须以身作则,所以就不方便吃饭、喝酒、见面了。”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。
 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。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,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,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。家父罹患癌症,必须送美就医,他知道我薪水不高,于是就下了个便条,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。
 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,在一次次考核中,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。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,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、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。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,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。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,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。到江南案发生后,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,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。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。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,只谈事不谈人,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。
 
        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
 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,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,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,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。经国先生的作法是: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,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,而且不止一次,很深入的对谈,不是摸摸头,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,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。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,拍板决行。
  为了油价问题,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,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,“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”。他常说,他不是经济专家,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;真心诚意、自然平实,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。
 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,也不会跨过“行政院长”直接命令部会。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,与“行政院长”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,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,沟通有了共识后,这个政策才会出台,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。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,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,参加的有“行政院长”、财经首长,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,指示方向和原则,至于实施的细节,另由主管机关发布,权责分明。这从他担任“行政院长”时,就是如此。经国先生下乡探访,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,一定回到台北后,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。但大家都知道,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。
 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。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,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,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,他就先找“行政院”研考会组成项目,到民间普查民情,并检讨制度的缺失。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、科长,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,他才以“行政院长”之尊约集各方开会,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,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,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。
 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,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,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。用现在的用语就是“项目经理”,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,并报告所有问题。十大建设期间,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。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,直接检查工程进度,协助解决问题,必要时到现场视察,保证质量无缺。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,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。
 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“Trouble Shooter”(麻烦解决者)。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,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,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。当时半导体是啥,没几个人知道,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“半倒体”,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,根本没人敢投资。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,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,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,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,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。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“双语学校”,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,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,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。
  这些虽然是小事,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。把身边的人管好,不滥权、不妄言、不贪腐,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。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,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,封闭了言路,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,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,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转引自《知青文艺论坛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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