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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大”毕业:一个知青对北大荒的思念  

2010-11-24 23:26:3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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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大”毕业:一个知青对北大荒的思念

作者:张持坚

 1984年8月10日上午,我作为新华社记者踏上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专列,采访他颇具“神秘色彩”的中苏边境之行。车轮滚滚,从哈尔滨出发,朝着西北方向驶去。奇巧的是,傍晚时分,列车途经我下乡所在的农场的那个小站——拉哈站时,竟然缓缓地停了下来!我不知道专列为什么要在这个偏僻的小站停留,但我可以肯定,在这趟专列上的寥寥数人当中,和这个小站有着刻骨铭心关联的,只有我一个。几分钟后,列车继续前行,但我的思绪却滞留在那片黑土地之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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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三十八年前,我十八岁生日刚过,便告别上海,来到了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务农。无边的田野,繁重的劳作,飘雪的茅屋,粗陋的饭食……然而,除此之外,能感觉到,时有阵阵撩拨知青心弦的风儿吹来——办广播站,出黑板报,给报社投稿,编节目,搞文艺汇演,组织乒乓、篮球、田径比赛等等。这一切,无疑和部队重视文化工作的传统有关—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部队序列,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领导。而我,一个有着“劳动之余,总想学点什么”欲望的知青,便迎着这风儿,拿起笔当上了连队的报道员,一边劳动,一边摸索着写起了新闻报道。没想到,这一写写到了今天,从连队报道员一直到新华社记者。

我只是举“我”这个例子。当时,像我这样在连队、营部、团部、师部甚至兵团“写报道”的知青,何止数千。大家围绕一张一周二期、每期四个版的小报——《兵团战士报》,办学习班,研讨新闻采写之道,评比哪个师团上稿多、质量好,表彰优秀通讯员等等,可谓热闹非凡。不曾料到的是,若干年后,这些人当中约有二百多人陆续走向了省、市和国家级的新闻单位,其中一些人还走上了“老总”的岗位。近四十年后,我们彼此还常常联络,戏称是“北大荒新闻系”的毕业生,简称“北大”毕业。现任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的曹焕荣,是上海知青,他将北大荒称作“我新闻历程的‘零公里’处”。黑龙江日报社社长贾宏图,是哈尔滨知青,他今年年满六十,在行将退出领导岗位的时候,很动感情。他说:“我的新闻‘童子功’是在北大荒练就的。那最初的亮相,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,但却是我人生最亮丽的风景,那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。”

其实,北大荒不仅有“新闻系”,还有“文学系”。那些年,兵团经常举办“文学创作学习班”,吸引了许多“文学青年”心向往之,《兵团战士报》的文艺副刊“北国风光”,更是他们培育文学细胞、展开想象翅膀的神圣园地。正是在这里蹒跚学步,才走出了今天大家熟知的梁晓声(哈尔滨知青)、肖复兴(北京知青)、陆星儿(上海知青)、蒋巍(哈尔滨知青)、张抗抗(杭州知青)、朱伟(上海知青)、贾宏图等一批知青作家。还有“文艺系”——兵团领导把部队一年一度自下而上搞文艺汇演的做法“如法炮制”地搬到了北大荒。每个连队都组织文艺小分队,每当麦收结束或是秋收告捷,一些会吹拉弹唱和编节目的知青就聚集到一起,凑一台小节目,慰问父老乡亲。到年底,就“搞大”了,从连队到兵团,层层搞汇演,然后评选出优秀节目到兵团和沈阳军区参加“大汇演”,在此基础上,再组成若干演出队,到基层巡回演出。这种机制,使得有文艺潜质的知青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今天说来令人难以置信,当时兵团19团,还演过全场芭蕾舞《白毛女》呢!两个“喜儿”,一个是上海知青叫周志坚,一个是宁波知青叫徐玲,她们对照电影芭蕾舞《白毛女》学,一招一式,演得有模有样,声情并茂,每演一次都引起轰动,黑龙江省和沈阳军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都佩服得树大拇哥。相声界“大腕”姜昆(北京知青)、赵炎(北京知青)、师胜杰(哈尔滨知青)等等,也都是在当年“文艺汇演”中“冒”出来的,之后被马季相中,从北大荒农场的小舞台走向了全国的大舞台。

至于“美术系”——北大荒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知青画家。这个名单要列的话有一长串,只能摘其要者,如:旅澳画家沈嘉蔚、旅美画家李斌、已故旅日画家刘宇廉、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的画家冯远、现任哈尔滨美协主席的画家侯国良、现任西藏文联主席的画家韩书力、书籍装帧艺术家吕敬人、平面设计艺术家励忠发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执行副院长汪大伟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宜民、尤劲东、高荣生,著名画家赵晓沫、赵国经、王美芳、李璞、杨学成、杨涤江、周容等等。当年,他们对美术的爱好和潜能,很快被领导发现了,被先后召到佳木斯,参加兵团美术学习班,并获得了大量的实践机会,美术才干日趋升华。当“文革”结束,大学复招第一年,这些人中有十几个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,成为当时这两所美院里惹人注目的风景线。他们中的陈宜民、刘宇廉、李斌创作的连环画《伤痕》、《枫》,沈嘉蔚创作的油画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》,吕敬人重量级的装帧杰作,以及励忠发的平面设计精品等,足以享誉全国乃至海外。回想当年,沈嘉蔚有一段话说得很好:“历史会记载,在文革期间全国美校关闭的年代里,在一个叫佳木斯的极东北的城市里,有一个未挂牌子的美校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好多年。我们的艺术始于这所学校。”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——那个年代,在那片黑土地上,有这么些“系”,从这些“系”里又“群体性”地涌现出了有成就的人——这成了知青们议论的话题。今天的知青,青春早已远去,他们以“知天命”的眼光回首望去,想厘清的是这批人命运基因形成的过程中,有哪些值得回味的因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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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约而同,首先想到的是当年的引路人。知青的老师有两部分人组成,有从沈阳军区来的文化干部,也有1958年随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中的“文化人”。他们的共同特点,是都经受过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,同时既有在“文革”前从事文化工作的经验,也有在“极左”思潮制约下开展文化工作的经历。不少人由于有思想、有观点、有个性,或者家庭出身不好,有海外关系等等,吃过“左”的苦头,是被“排挤”和“发配”到北大荒的。丰富的阅历,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,对开发北大荒的认识,对北大荒需要文化的认识,要比刚出校门的知青深刻得多。然而他们真诚地欢迎知青,喜欢知青的勤奋好学和才能与激情。无论是知识、文化,还是情感,他们和知青都很合拍。

尽管他们难以拗过当时“左”的“大气候”,但是他们会创造“小气候”,而正是这些“小气候”,对知青命运的走向至关重要。这是有许多事例为证的。比如,美术班有知青临摹“苏修”的油画,被人告密。主持学习班的郝伯义,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版画家。他对上顶着压力,对下学猫头鹰,“双眼半睁半闭”。他对知青说:对外来文化要先批判。大家不要因小失大,搞得学习班也办不下去。听话听音,知青们心里有数了,再学外来文化,就“关上门”,偷偷地,悄悄地。

现任《中国体育报》美编的杨家斌,是北京知青,当年也是美术班的学员,后来调到《兵团战士报》当美编。前不久,他讲述了埋藏在心底三十二年的一件往事:1975年春天,我从北京探亲回来,悄悄带回了手抄本《一双绣花鞋》等禁书和一本两公斤重的《苏联油画》。我的床就在办公室里,乘人不备,我将书塞进床底下的箱子里,可那本画册太大,横竖放不进,只好暂时裹在被子里。等我吃了午饭回来,发现我的床边围了不少人,叽叽喳喳地在议论。再一看,果然画册被翻出来了!他们在议论日林斯基的那幅《四季》,那是由四个不同特征的裸体女性形象代表四个不同的季节,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关系。可那是1975年呀,谁听你这些呢!一看我回来了,有人说:“你这小家伙,胆气还真不小!”正在我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时,博学而又文静的副刊编辑、1958年转业的周树年不紧不慢地说:“存天理,灭人欲,这是老话。西画艺术与中国艺术不同。西画讲究写实,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。徐悲鸿三十年代把西画引入中国,为教学需要画人体闹出不少风波。可这又是西画的基本功。”一番话,有理有节,声音不高,但绝对压得住茬,大家都不吱声了。此后,风平浪静。要不,我的命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!

“开门办班”,是老师为知青创造的另一个“小气候”,就是组织知青到生活中去、到群众中去采访、采风,搞调查研究。用当时的话说,“到生活中去改造自己,再拿起笔来表现生活”。我多次参加新闻学习班,以后调到兵团报社又参与办班,熟悉它的一套“路子”:学习前会接到通知,收集下面的报道线索;集中后人人发言兜情况,边兜边讨论,理出其中有价值的线索,组织小分队下去采访;采访回来后再讨论,发现不足再去采访,直至稿件在《兵团战士报》上发表。这当中,有“左”的东西,如为了紧跟形势而“主题先行”、为增强宣传效果而“拨高”等等。但从本质上来讲,强调练就“深入生活,到第一线搞调查研究”的基本功是很正的路子。我是深得其益的,这“益”还使我做了一件在当时新闻界乃至全国都引起反响的事。那是1979年4月,得知有六个1957年南京农学院的毕业生坚持在北大荒创业22年的信息后,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,一一找到和访问了他们,到他们家里串门,把他们召集起来开座谈会,听他们述说自己的志向、经历和命运。我边听边记,记了厚厚的一本。入夜了,还睡不着,最后用“美好的年华怎样度过”为题,写出了长篇通讯。5月2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以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,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。5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以头版头条通栏形式全文转载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广播,新华社也播发了通稿。

这样的实践多了,在群众中生活的时间长了,使知青对中国基层的现状和老百姓的真实想法,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感悟,这活生生的“国情”教育,对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城里来的年轻人异常重要,它成了印在知青心灵深处的第一层底色。

知青集体生活和团队式的办班,也是有利知青成长的“小气候”。尽管条件简陋,几十个人挤于一室,但入夜了,一觉醒来,发现有几顶蚊帐里的烛光还在闪亮,有人在静静地看书,有人在默默地写东西,你就会受到触动,就会扪心自问:如何珍惜青春,多学点东西,让生活更充实?知青来自四面八方,尤其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,有很好的素质,和他们朝夕相处,在一起碰撞交流,必然会受到影响,会产生高质量的信息。我每次参加学习班,和他们交流,都有豁然开朗和满载而归的感觉。

北大荒毕竟不是“世外桃源”,过分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大环境,使当时的文化工作被局限在了一个狭小的范畴内。知青中有许多对数理化、对外语等很有造诣的人才,但由于批“唯生产力论”、批“走白专道路”等等,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发展。这是历史的悲哀!我们无法苛求时代,只是相比较而言,我们这些能够从“北大”毕业的知青,还算是幸运的。

(从1947年建设黑龙江赵光农场算起,到今年,北大荒开发已整整60周年了。就知识青年来说,绝大多数已离开了那里,但他们的青春深深地融入了那片黑土地之中。我以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写下上述文字,以表达对北大荒的思念。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写于2007年。转引自《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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